引言：一位陌生女士的提問
2017年5月20日午後，北京氣溫攀升至35度。盛夏，似乎早早來到了。
蓬蒿劇場的工作人員打開空調，驅散掉有點兒令人分神的燥熱，為陸續前來的近百名戲校學生和戲劇愛好者預備一份清涼。當日他們相聚於此，是為參加“觀眾回家活動”——一個以劇本朗讀為主要形式的交流活動……
先到的，手捧劇本片段，尋覓台詞中的的搭檔；稍晚到的，挑一首詩歌，獨自成誦。劇場外，人聲漸沸。待會兒，這些普通人就將登上蓬蒿劇場那方7米乘7米的舞臺，化身成戲裡的“主角”了。興奮，溢於言表，只是他們不知道的是，釋放興奮之前，還需要有一個小時的——傾聽。
“動物靠食物活著，人靠精神活著……”場燈暗下，大螢幕開始播放當天上午剛剛完成剪輯的宣傳片《蓬蒿呼籲，王翔呼籲》。畫面中，蓬蒿劇場創建人王翔用一如既往的悲壯聲色，渲染出過去八年走過的路。
宣傳片過後，王翔真人現身劇場，此時背後投影映出“蓬蒿持股計畫發佈儀式”字樣。台下的傾聽，繼續著，只不過此時傾聽的內容，比之前更加突兀了。“認繳額原則上是100萬，起繳額30萬，”王翔說出了這個數。
幾位略懂商道的，忍不住發問了，也有文藝青年直抒建議的，王翔與他們的交流，坦誠如故，但我鄰座那位陌生女士卻有不同之想——“為什麼蓬蒿總是缺錢？”
當她半掩著口、湊過頭來低聲問我時，整場活動已接近尾聲。霎時，我感覺先前的一切悲壯呼籲、一切股權闊論——甚至劇場這幾年打的“籌款仗”，都失去了意義……
為什麼蓬蒿劇場總是缺錢？——若不解開這個疑問，恐怕難以服眾募捐，也恐怕難以看清今後的路……
她無意間的發問，卻讓我發怔。我想到威廉·鮑莫爾，想到他的“成本病”，想著如何才能解釋，不由得深吸一口氣……此時裡側觀眾起身，準備離場。由於狹小的觀眾席只有一側可供上下，我們坐外側的，就順勢而出了。在人流之中，我與這位陌生女士就此別過，但她的問題，自那天起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揮之不去。
我慶倖自己，未在當時那一刻給她草率作答，以下“三部曲”，可能才算一個比較能配得上她問題的回答……
蓬蒿劇場5.20：“錢荒”三部曲（之一）
作者：譚譚（譚爍）
無救的“成本病”與不羈的“良心”
1901年，契科夫劇作《三姐妹》在莫斯科藝術劇院首度公演時，共有14名演員上場，飾演14個角色。2016年，當立陶宛維爾紐斯國立小劇院的《三姐妹》現身北京南鑼鼓巷戲劇節時，其改編版為24個角色，共18名演員參演……
以上對比只為說明：從1901年到2016年、從14人到18人——戲劇表演需要投入的勞動，不會因為人類在科技上的進步而有顯著變化。1966年，當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m J. Baumol)分析這一現象時，給出了一個更絕對的例子——絃樂四重奏。“人類憑藉聰明才智，降低了生產每台汽車所需要的人力，然而，還沒有誰能夠讓一首45分鐘的舒伯特四重奏的現場演奏，成為總工時大大少於三小時的勞動。”1 ——鮑莫爾在《表演藝術——經濟學的兩難 (Performing Arts – The Economic Dilemma)》中如此寫道。他還從經濟學角度歸納出這一行業的特點——“表演者不同於製造業工人，他們並非介於原料和成品之間——其勞作本身，就是被消費的商品。”2 因此，當那些可以通過技術革新提升產能的行業持續發展，並帶來全社會工資上漲時，“生產率滯後(productivity lag)”的表演藝術製作，也終將抵不過人力成本的上升。由此推論：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科技越來越發達，表演藝術所需成本也將越來越高——“成本病(cost disease)”因此而生。
更令人堪憂之處在於，這一行業的成本增幅遠高於物價漲幅。儘管演出票價也會隨著物價的上升而上升，但其增速遠不及成本攀升的速度，因此“成本病”難以治癒。如今，對這一“病症”的認知已達半個世紀之久，但它給表演藝術行業帶來的困擾依然如故。
可是，“成本病”是否就是蓬蒿劇場的“錢荒”之源呢？
在回答該問題之前，需要了解蓬蒿劇場的“出身背景”。這個民營小劇場，並非誕生自藝術家對創作的渴望，而是一位對戲劇著迷的非專業人士花錢徒手打造出的空間。作為一個空間，蓬蒿劇場與表演藝術生產本身，沒有太大關係，因此也談不上罹患“成本病”一說。它的存在，首先是演出經紀。它的創辦人王翔，是一名優秀的演出經紀人和策劃者，但不應視為“藝術總監”。由於自身無法創造出戲劇藝術品，邀請國際優秀劇目前來，成為必然選擇——只要有心想把這一空間做出上乘品質的話——畢竟臺上的戲，才是品質的根本。作為演出場館的存在，其實是蓬蒿劇場的第二屬性。
那些受邀前來的劇團也好、個人藝術家也好，可以說都是“成本病患者”。蓬蒿劇場用於做演出經紀的錢——與政府投入、各國使館撥款、各基金會贊助、各企業捐贈、網路大眾籌資、私人出資等等，共同成為緩解“成本病”的良藥。
蓬蒿劇場的“錢荒”源頭之一，即在此處，因為它作為演出經紀的商業體，卻以非商業模式運作演出經紀，那些引進的戲劇，並未真正在中國大陸演出市場——或者說包括港澳臺地區在內的大中華市場以及與之有合作往來的亞洲演出市場，進行有效的推廣銷售。這等於自己將自己拖入了為“成本病”這一不治之症治療買單的吸金深淵。
上述之因，已給劇場生存造成極大負累，而劇院所有者的不羈“良心”，使“錢荒”升級至極。
努力引進國際優秀戲劇，是做演出經紀人的良心體現，而利用優秀戲劇帶來的聲譽從事非贏利藝術活動乃至公益，則是王翔個人的良心。他自發的良心，曾頗具感召力，但是，在不以預算定開支的管理原則下，且對各方投入——包括對來自公眾捐贈的資金——可以不設限的隨意支配的前提下，這一“良心”，很容易膨脹，很容易失控。
2010年第一屆南鑼鼓巷戲劇節，由北京市東城區政府部門出資10萬元主辦，蓬蒿劇場則組織承辦。那一屆戲劇節持續23天，期間上演七部作品，平均下來“每部戲的製作勞務費不到一萬，但內容上乘，藝術表達一流。”3 2011年第二屆戲劇節的資金投入達150萬元，其運作模式依然是北京市東城區政府部門出資，蓬蒿劇場執行承辦。激增15倍的資金投入，換來的是包括中國、以色列、法國、瑞典等國在內的19部戲劇參演，以及總計64天的演期，且演出場地也由此前一年的兩個劇場（蓬蒿劇場和中戲實驗劇場），增加了中戲北劇場、風尚劇場和北京安徒生劇場。2012年第三屆戲劇節的持續時間有所回落（47天），但邀演劇作、參與國家和承辦場館繼續增加。2013年第四屆戲劇節除了演出之外，還大大增加了工作坊、講座和論壇等非演出活動。從2014年第五屆戲劇節開始，主辦方成為王翔自己，但戲劇節仍在擴張，至2016年已成為演期長達90天的“史上最‘重’戲劇節”，“在最忙碌時，曾一個夜晚同時於兩座城市、五座劇場運作了五場演出”。4
擴張中的戲劇節，也擴大了向社會求援的呼喊，但由此也可以推論，只要這一呼喊仍然湊效，主办者王翔仍會繼續擴大戲劇節的規模——擴大演期、擴大邀演剧作、擴大參演國家、擴大承辦場館、擴大參演新劇的數量……
根據蓬蒿劇場提供的財務資料統計，2016年劇場全年項目開支（主要用於戲劇節項目的開支）已接近400萬元，但相應收入不足140萬元。雖然戲劇節演出每場平均票價由七年前的61.7元5提升到如今的96元6，但這55.6%的增幅，遠遠低於每部戲從平均不足萬元到至少近4萬元的成本攀升7。這一事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為鮑莫爾“成本病”理論中有關票價的分析，下了精確的注腳，即“演出票價的增幅僅能勉強跟上一般物價的增幅，並且遠遠落後于成本的增幅。”8
蓬蒿劇場作為一個演出經紀商業體，不屑於行使自身商業體的使命，加之其掌舵者的個人“良心”，缺乏制度性的合理抑制，使得這一初心為民的空間，產生了“錢荒”的必然。
© 譚譚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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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man ingenuity has devised ways to reduce the labor necessary to produce an automobile, but no one has yet succeeded in decreasing the human effort expended at a live performance of a 45 minute Schubert quartet much below a total of three man-hours.”—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6, p.164)
2. “…unlike workers in manufacturing, performers are not intermediaries between raw material and the completed commodity—their activities are themselves the consumers’ good.” (ibid., p.164)
3. 王翔：《歷程與思考：第三屆北京南鑼鼓巷戲劇節寄語》（2012年5月10日）
4. 奚牧涼：《第七屆南鑼鼓巷戲劇節：一次”戲劇民主化“的號召》（2016年9月22日）
5. 2010年第一屆北京南鑼鼓巷戲劇節演出票價統計：
6. 王渝：《以個人之名的七年堅守》（中國文藝網，2016年7月11日）
7. 據鳳凰網2016年6月11日報導（《史上最重戏剧节：2016年第七届南锣鼓巷戏剧节》），戲劇節期間一共上演64部戲劇（實際計數62部）。據蓬蒿劇場提供給筆者的財務數據，2016年戲劇節主辦方蓬蒿劇場項目支出（主要用於戲劇節的支出）為3,971,978.59元，由於沒有精確數據，假定“主要”的比例為60%～100%，那麼平均至62部上演戲劇的成本範圍为38,439～64,064元，其中包括附帶的獨立劇場論壇等非演出活動。
8. “Indeed,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ticket prices has barely managed to keep up with the price level and has lagged substantially behind increases in costs.” —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 On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Anatomy of Their Economic Proble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1/2. March 1965, p.502)
9. 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6, p.198)
10. 參與調研的11支交響樂團為：芝加哥交響樂團、辛辛那提交響樂團、克里夫蘭交響樂團、印弟安納波里斯交響樂團、坎薩斯城交響樂團、明尼阿波利斯交響樂團、華盛頓國家交響樂團、費城交響樂團、匹茲堡交響樂團、聖路易斯交響樂團、三藩市交響樂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