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門》的背後（之四）——異域情調
Exoticism in Carmen
作者：凱倫·亨森(Karen Henson)*
歌劇《卡門》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它富有異域情調的劇情和音樂，正是這一特點，造成它1875年首演失利，爾後，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它在審美觀已顛覆的今天大為盛行。
19世紀的歐洲人，其足跡已達遙遠的大陸（這是鐵軌和蒸汽的時代、是包辦假期出現的時代、而且——更負面來說——也是殖民主義時代）。與此同時，他們也愈來愈著迷於西歐之外——那奇幻、神秘、甚至危機四伏，性愛自由的異域疆土。在法國，小說家如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以及畫家如亨利·雷諾特(Henri Regnault)和讓-萊昂·杰羅姆(Jean-Léon Gérôme) ，捕捉到人們的這一心理，刻畫出無數異域人物與異域風土，而當時尤其風靡的一種異域形象，是蒙面紗、戴首飾、有古銅色面容、跳迷人舞蹈的中東少女。
“異域情調(exoticism)”（又稱“異國主義”）——如今已被視為藝術史上一種潮流——在當時不可避免的影響到歌劇，這表現在舞台佈景和服裝的用色更加鮮豔，而作曲家們也會採用更加絢麗的音樂，來描繪舞台上的角色並轉變他們的表達方式。比才可能是最為“本土”的一位作曲家，除1857-1860年間短期造訪羅馬外，他在短暫一生中幾乎從未去過巴黎之外的地方，雖然如此，就歌劇融合異域情調的手法而言，他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一位行家。
比才的四部主要歌劇中，有三部都是講述非西歐地域的故事：《採珠人(The Pearl Fishers)》（1863）發生在斯里蘭卡，劇中的兩位男子同時愛上貞潔的印度教女祭司；《札米列(Djamileh)》（1872）設定在埃及王子的宮殿裡；《卡門(Carmen)》則是在西班牙南部受中東文化影響頗深的地區。（比才的第四部歌劇《伯斯的美麗少女(The Pretty Maid of Perth)》（1867）則設定在寒冷的蘇格蘭。）《卡門》的獨特性在於，其異域性體現在兩個層面：西班牙是故事發生地，但大多數劇情都聚焦在更異域的吉普賽世界，而西班牙和吉普賽，又要比比才之前歌劇中的那些憑空想像的東方世界更加真實、更有質感得多。
正如梅里美小說裡所描述的那樣，西班牙之於比才有燦爛的一面，也有至暗至險的一面。這一兩面性是作曲家試圖刻畫的——尤其是在歌劇的最終段落，鬥牛場裡嘹亮的合唱和卡門與唐·荷塞之間最後絕望的對話形成了鮮明對比。“卡門”並非像傳統喜歌劇女主角那樣，大段大段的表白內心情感，她的歌舞是為舞台上的其他角色而作的，所搭配的音樂節奏強勁而激昂，旋律迴轉嫵媚而動人（尤其是卡門的三首吉普賽之歌，即第一幕的《哈巴奈拉舞曲(Habanera)》和《塞桂第拉舞曲(Seguidilla)》、以及第二幕的“波西米亞香頌(Chanson bohème)”——《吉普賽之歌(Gypsy Song)》）。
在當時，這類異域曲風的運用，被視為是刻意引誘人們產生對女性身體以及性愛的聯想，而比才用音樂塑造的女主角，卻被人不齒為“臭婊子”、“野種”、和“自私自利的娼婦”。如今，當我們習慣於現代古典音樂乃至流行樂和世界音樂的節奏及其複雜多變的和聲之後，《卡門》的音樂不再令人驚駭，相反的是，其易記誦的節奏和旋律為入門古典音樂提供了一扇方便之門。
【翻譯：譚譚（譚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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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凱倫·亨森(Karen Henson)目前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本篇選自哥倫比亞大學音樂人文學之“歌劇計劃”，英文原文可點擊此處閱覽。
© 譚譚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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